【学人档案·柯律格】陈蓓丨跨越艺术史的界限：柯律格教授的物质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

　　本期［学人档案］栏目介绍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随着《雅债》《长物》等著作的翻译出版，柯律格以明代物质文化研究为重的研究理路为中国学界认识。本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陈蓓女士出自柯律格门下，她敏锐地注意到由于译本出版顺序与原著出版时序不同，中国学界对于柯律格的研究思路或有误解，故尝试在本文中还原柯律格的研究进展路径，梳理其学术旨趣与思想发展，以期中文读者对其学术研究有一个恰切的认识。

——徐翎

2018年，柯律格在大英博物馆为牛津大学学生授课

　　柯律格教授（Craig Clunas） 1954年生于英国苏格兰，19岁时远赴北京学习中文。1977年于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取得学士学位，及后于1983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主修汉语与汉学。其论文《<一层楼>：一本十九世纪的中——蒙文小说》，研究蒙古族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尹湛纳希（Injanasi）。柯氏1979年至1994年间出任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远东部门（中国艺术）策展人，在博物馆工作的十多年经验为其之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方向。1993年，柯氏为芝加哥大学聘任为客座教授；1994年，他加入萨赛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艺术史系；2003年至2007年，他返回母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任戴维基金会中国与东亚艺术教授（Percival David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East Asian Art），且在2004年荣获大英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头衔。柯律格于2007年至2018年任教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兼任系主任，为该系首位专长于亚洲艺术史的系主任。2018年于该系任荣誉退休教授。　　　

　　柯律格的研究始于早期现代物质文化（early modern material culture），及后将研究跨度扩展至现代及当代的领域。他的著作丰富，代表性的专书共八本。〔1〕由于早年修读中国文学和汉学，汉学的训练使他对中国传统典籍有深厚的造诣，对文献的掌握与阐释方面亦有别于一般英语学界中国艺术研究的学者。他擅长于以跨学科的理论和发散性思维发掘问题，尝试跳出艺术史既有的框架进行探讨，并与不同领域进行对话，故而他的文章常被辑录于人类学、历史学、和艺术社会学等著作、刊物中。〔2〕他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是针对英文学术界而写，目的是将中国文化与艺术从西方学界的边缘位置放进文化史和艺术史的思考中心。柯氏的著作除引起英语学界的关注外亦启发华语学界的学者，其被翻译成中文并深具影响力的作品主要包括：《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2009）、《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2011）、《中国艺术》（2013）、《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2015）、《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2016）、《蕴秀之域：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2019）、《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2019）、《谁在看中国画》（2019）。由于译本出版顺序与原著的时序不同，使得华语圈的读者常常对于柯律格的研究思路感到疑惑，甚至造成误解。因此，本文尝试还原柯律格的研究进展路径，梳理其学术旨趣与思想发展，以期能令中文读者对其学术研究有一个确切的认识。

　　柯律格的学术深受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以及知识权力理论，以及爱德华·扎伊尔德（Edward 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这使得柯律格对欧美学术界所建构起的中国概念以及知识系统有着清醒和敏锐的反思。加之他亦关注其他学科的发展，所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亦常见于其研究之中，其中包括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和品位区隔理论，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有关物的社会生命的理论，以及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对艺术物品能动性的倡导。理论对于柯氏来说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但同时亦是他与英语学界沟通的桥梁。此时的欧美学界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均以西方叙事为主体，像中国文化这类的“他者”只能为主线服务。因此，柯律格的研究致力于为中国艺术和文化发声，那么理论就成为一道跨越中西的跳板，藉此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置于西方学界的中心。柯氏的著作以研究明代物质文化为主，虽然早期作品倾向于汉学和文化史，但之后更多转向艺术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出版的《长物》《蕴秀之域》和《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试图通过对早期现代与物质文化的讨论，来挑战英语学界建基于欧洲物质文化而提出的早期现代之论述。《雅债》《大明》和《藩屏》更多针对的是在中国研究、文化史和艺术史领域长期被忽略的问题，透过纳入更广泛而多元的文献与物品，为我们了解明代的文化和艺术提供不同的面向。《中国艺术》和《谁在看中国画》两部聚焦中国艺术作品，立足于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拆解西方意识形态和历史建构的“中国艺术”迷思。

1975年，柯律格（左一）与友人游览长城

　　物质文化建构的中国文化

　　在《东方古物/远东艺术》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柯氏14岁那年，在前往剑桥了解汉学课程途中走进了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看到馆藏的乾隆宝座，于不为人注意时他向宝座下跪。〔3〕这个经历显示出物品的“能动性”（agency）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亲身体验开启了柯教授在该文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 在英国如何透过公共博物馆获得展示和建构的思考。他追索中国物品（包括乾隆宝座）如何流入英国公私收藏，透过博物馆和知识系统塑造出以物质对象表征的“中国文化”，藉此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脉络中建构出来的概念。作为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策展人，柯氏借着工作与中国物品有长时间和近距离的接触，他对物与物以及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继而开始反思“我们（英国）”与“他者”这样二元对立的收藏方式和展览思路，最终开启了自己对中国艺术研究知识话语、制度系统的解构和重构。

　　当柯氏以策展人的身份进入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时，主管是中国陶瓷专家约翰·艾耶斯(John Ayers)，他出版过多本关于中国陶瓷的重要著作。彼时博物馆内的专家以及工作人员均缺乏中文语言知识，即如艾耶斯这样的中国陶瓷专家也不懂中文。因此，柯律格成为馆内极少数能利用大量中文典籍研究藏品的专家。在此期间，柯氏开始选择中国陶瓷以外的物品作为研究和策展的对象，其先后策划的展览及出版专书包括《中国的外销艺术与设计》（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中国的外销水彩画》（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中国的家具》（Chinese Furniture）、《中国的塑刻》（Chinese Carving）。不论是展览理念还是图录名称，均显示出柯氏意图从物品生产的角度向英国观众呈现中国文物。由于当时英国物质文化与设计装饰研究息息相关，因而侧重于艺术设计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亦参与到物质文化的研究教育。1980年代，柯氏参与教授博物馆的设计史学课程，从而认识到“物质文化”这个词汇，奠定了他今后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

　　物质文化研究以物品为基本研究材料，藉此探讨人类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4〕最好例子是柯氏1991年出版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当时英语学界已有相当数量针对早期现代欧洲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尝试以物品的大量生产和消费社会的兴起来解释近现代欧洲的崛起。柯律格基于自己对中国物品的认识和研究，他对这些局限于欧洲物品的立论产生怀疑。于是，他尝试借助《长物》提供更多中文文献证据来与英语学界的研究进行对比。该书开宗明义指出其探讨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透过大量文献讨论明代物品鉴藏和品位的研究。立足于文献资料，《长物》以文化消费为切入点，重构晚明丰富多元的物质文化。有别于以往英语学界的中国艺术著作对于个别艺术品的强调，《长物》将研究重点放在明代出版与鉴赏物品相关的文本，包括曹昭的《格古要论》和高溓《遵生八笺》等，其中尤以文震亨的《长物志》为主轴。柯氏透过语义分析和文本解读，从历史内涵、文学修辞以至文人个体的人际网络，重塑明代奢华的消费文化，并展现菁英士人阶层如何透过建立品位来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

　　20世纪90年代英语学界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依旧遵循传统标准，侧重于那些被认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艺术品，如书画、青铜和瓷器。此时以方闻、苏立文、高居翰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主要用欧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如风格分析和图像学阐释来探讨中国艺术。同时社会历史学方面的影响日益显著，如高居翰的《中国绘画史三题》（Three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Painting，1988年）和李铸晋主编的《中国画家与赞助人: 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s，1989年）均是将研究视点从画家和艺术作品转向艺术品的生产和所处的社会脉络。《长物》承继了高居翰和李铸晋的这一研究方向，且纳入更多过去研究中未曾触及的物品和议题，因此引起英语学界的关注，相继有超过十四编书评出版。〔5〕

　　1996年出版的《蕴秀之域：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延续和推进了《长物》对明代物质文化的探索，由具体物品进入到复杂的物质环境中，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讨明代重要的文化财产园林这一人工的地景。〔6〕柯氏认为英语圈对中国园林的认知常常带“东方主义”的局限，仅将园林视为中国自然观的呈现，这一预设本身附有稳固和刻板的意识形态。柯氏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从地方志和名人笔记中搜集有关园林的记载，重新思考中国园林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选定1450年至1650年间散落在不同典籍中与园林相关的文本，透过时人对园林的讨论和描述反思园林在明代苏州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他论证此时园林不仅是社交的场域，亦是奢华生活和身份的象征——源于北京皇家园林的传统，且明代苏州园林的兴衰和相关论述的转变恰恰反映了园林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并非一成不变。为了突破既有研究只从美学方面探讨园林的窠臼，《蕴秀之域》利用大量被忽略的文献呈现十五世纪末明代江南的园林论述，讨论园林的价值如何从经济作物转向艺术和道德层面，以及为何在晚明成为奢侈商品，从象征士大夫的隐逸思想转向彰显商人的财富。故而园林既是实际存在的景观实物，也是文人论述影响下的产物。该书特别以文征明家族为个案，追溯园林与名门望族的关系，借着分析文征明的文集和绘画作品，呈现出园林论述的复杂与深刻——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在当时可谓前所未有。〔7〕

1975年，柯律格考察明代陵墓

　　大明的物质和视觉文化

　　1997 年出版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延续了柯氏对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现代性研究之质疑。〔8〕他认为欧美学术圈为了稳妥地证明现代性是源自欧洲，总是有意地忽视西方以外的比对。比如印刷术的普及被视为是欧洲现代性诞生的标志，但早于欧洲一百年就已普及印刷术的明代中国却被这些论著当作无关紧要。柯氏强调他提出中国作比对并非是要参与一场现代性的竞赛，而是质疑和反思学界对现代性采取单一刻板但又普遍适用的阐释模型。该书英文书名用的是“早期现代”而非“明代”，这正体现了针对欧洲中心的早期现代反思，可惜中译本书名未能体现这一思想。20世纪90年代，艺术史的方法在视觉文化的浪潮冲击下而得到扩展。传统艺术史的叙述聚焦于艺术家、艺术品，特别关注“大师作品”（masterpieces），从而忽略了在历史长河中与大师作品并存且数量更为博大的图像材料。柯氏以“图绘”为基准来选取材料，而不是按传统的时间来排序，亦没有采用常见的艺术门类之框架，而是把重心放在图像的生产、流传和使用上。柯氏根据出现在不同物品上的故事或人物的图像系统，意识到以往就文人创作和大众艺术所做的二元区分存在严重问题。如苏东坡的图像已有“约定俗成”的表现形式，相关的图像会在画作或类似物品上出现。又如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参与书本插图绘制，而这是传统文人系统所不能接受、不予认可的绘画创作。更有趣的是，柯氏以语义分析来还原明代凝视和观看的脉络。他举《顾氏画谱》为例，点出木版水印复制技术所呈现的历代名人绘画，完全可以向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就现代性与欧洲印刷术的论述做出挑战。

　　《长物》和《蕴秀之域》两本著作虽然将重心放在物质文化上，但贯穿两书的主轴是江南地区及文氏家族的早期现代历史语境。柯氏对文征明家族的兴趣依旧体现在2004年出版的《雅债》（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1470-1559）一书中。〔9〕文征明作为一位“伟大的明代画家”在英语和华语学界早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长物》到《蕴秀之域》和《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柯氏凭借所接触到的大量一手数据——文本和视觉，对文征明的个案开始重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起艺术史学者对明代画家与明朝社会的互动燃起新的兴趣，石守谦、白谦慎、克拉普皆从社交和应酬的角度探讨书画作品产生的社会因素。〔10〕《雅债》在此基础上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理论（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柯氏尽其可能详尽文征明的创作与生平，建构出文氏生前生后复杂的人际网络，由此探讨其中的人情义务和礼物交换等人际往来。书中八章均以特定的关系类型为出发点：第一部份为文征明前半生相关的关系和场域，包括家族、师长、同辈；第二部分为官场和地缘的社交网络；第三部分为文氏后半生相关的场域，包括顾客、弟子和市场。柯氏的独到之处，在于使用了大量保留在文征明文集《甫田集》中的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曾为书画作品的一部分，惜原作已失，而文本内容却得以保留，成为了解文征明社交及艺术创作的重要材料。透过不同场域和关系，柯氏示范了艺术作品在人际关系中的能动性，以及文征明生前生后的不同身份，以及最终如何被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画家。透过呈现过程的复杂性与细节的多元性，柯氏提醒我们当谨慎对待把艺术家设想为浪漫主体的一厢情愿。

　　扩展《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所触及的议题，2007年出版《大明》（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内容从江南地区和文氏家族转向更为宏大的领域——“大明”。〔11〕柯氏以“大明”为该书命名，除了是明朝帝国的国号外，也有明亮、光明的双关之意。从字面来看，该书讨论的中心是要理解什么是明亮必需依靠视觉的经验来感受。柯氏提出明代的中国是以物品为本的文化，亦是充满了图像的文化，物质和视觉文化穿透社会每一个层面，彼此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因此，他选用包括器物、书画、地图、衣饰、建筑、殉葬品在内的大量物证，采取特定的主题来探讨视觉表达。他以明代笔记叙事的思路为该书分章：第一章时（时间）地（空间）人；第二至七章包括方位与运动、文字文化、图像与知识分类、游玩与游戏、暴力与武力以及生老病死；该书最后一章谈及明代的物与视觉文化在过去三百多年的挪用和再想象。由于该书所涉及的议题和时段较以往著作更广，正如柯氏在简介中所言，章节安排没有特定和清晰的结构，因此亦受到较多的批评。

　　2013年出版的《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为柯律格第5本有关明代的著作，这次他从宏大的领域回归特定而细微的主题。〔12〕《藩屏》所关注的领域从明代的文化中心江南及文氏家族为代表的菁英转向在艺术和历史中被次要化、边缘化的藩镇与藩王。其目的是阐明明代文化生产和赞助并非只存在北京和江南地区，也包括了众多藩王势力范围的陕西、湖北、湖南，所以文化生产具有多重中心。柯氏使用了大量新出土文物，结合地方志，重新审视藩王在明代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书以不同物品为章节主题，如建筑、书法、绘画、珠饰品、铜器，反映藩王在明代文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彰显藩王的权力、财力和品位。如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文物等物证即显示出藩王兼备官方文化赞助人的形象，还有包括郭熙《早春图》在内的不少皇家收藏亦分散在不同藩王手中，暗示了明代皇家文化资本在北京和南京政治中心之外的分布和影响。藩王透过赞助出版画谱《画法大成》来“复制”皇室文化，这种复制在藩王的墓葬形式和物品中都有呈现——这不只是关乎藩王奢华的生活状态，亦反映了他们为朝廷弘扬文化的任务。

　　2014年，柯律格将他多年来对明代的研究透过展览《改变中国的50年——明朝》（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呈现。该展览是柯氏与大英博物馆团队合作的成果，以1400年至1450 年为期，展示明代宫廷奢华生活，当中包括与藩王相关的文物，同时也再一次强调在讨论早期现代的问题上明代中国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柯律格（左一）与王世襄于大英博物馆前合影

　　中国艺术史再思

　　虽然柯律格以研究明代物质文物见称，但他的研究领域却不限于明代。在《大明》及《藩屏》两本书的最后一章，柯氏都讨论到明代文化如何被后世想象和塑造，甚至在今天也与我们存在互动。可见柯氏对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过程一直保持高度关注。1997年出版的《中国艺术》（Art in China）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本中国艺术史的入门书，但仔细翻阅却发现这其实是对“中国艺术”的反思与重述。柯律格刻意将书目称作“艺术在中国”而非“中国的艺术”，正是为了避免堕入西洋艺术史有关“中国艺术”的刻板印象。第一章引言，开章明义指出“中国艺术”是不到一百年的新创造，很多在我们看来似有悠长历史的文化，其实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历史脉络中创造的新发明。这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有关“传统的发明”之说法不谋而合。〔13〕柯氏指出19世纪欧美创造了“中国艺术”这个名词，得以将来自中国的物品全部归于名下再分类整理，不仅割裂了物品的原生联系，也抹煞了艺术的历史语境，故而这一概念必须被拆解。所以本书除了收录经典作品外，还包括鲜有在“正统”中国艺术史书中谈及的作品。从新石器时至当代“艺术”，全书各章以物品生产的脉络为主线，包括墓葬、宫廷、庙宇、菁英生活、市场，既以社会史角度建构了物品的不同职能和意义，又从艺术史的角度反思相关论述如何将它们变成“艺术品”。该书的思路预示了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谁在看中国画》（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

　　《谁在看中国画》根据2012年柯氏在美国华盛顿国家艺廊举办的梅隆艺术讲座（A.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的演讲内容写成。〔14〕梅隆艺术讲座创于1949年，重点讨论与艺术相关的重要课题，应邀的学者包括贡布里希、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克拉克（T.J. Clark）等。作为欧美艺术史的重要讲座，梅隆艺术讲座自创立以来只有1998年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演讲与中国相关。而柯律格特别以“中国画”为演讲对象，将其视作一种被不断建构的论述，故而在生产方式上与观众有密切联系。第一章“起源与终结”中，他以黄永砅1987年的作品《〈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作为讨论的起点。黄氏的作品将两本在当代中国广为人知的艺术史文本放入洗衣机中拆解、混合，象征打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也可解读为中国绘画的终结。柯氏则敏锐捕捉到这两本书对“中国画”的论述存在显著区别。两者均为绘画史，为何王伯敏的文本要冠以“中国”，而赫伯特·里德的却省略了“欧美”二字？即使其内容只是欧美的现代绘画。可见艺术史中的西方中心论是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中国绘画始终处于沉默的他者地位。柯氏继而讨论“内”和“外”对中国画的论述。他提出观者以“他者”的角度观看“中国画”始于早期现代。此时，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日益显著，商业物品的流动加剧，使观者能够选择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绘画进行观看。他举出十六世纪帖木儿帝国的“巴赫拉姆·米尔扎（ Bahram Mirza）画册”为例，点出在这本集合世界各地画作的画册中，有一幅明代的《贡马图》，画幅上以波斯文题写“中国”。这恰恰说明“中国画”的自觉意识始于中国之外的“他者”观看。相应的，在同时期中国之“内”，只有“画”的论述，而不用去区分这究竟是“中国画”亦或“西方画”，更遑论“传统画”与“现代画”之分。因此“画”和“中国画”的论述有其建构的历史和复杂的演变，而观看者在这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该书透过“仕绅”“帝王”“商人”“国家”与“人民”等观众的观看角度拆解从明中叶至1949年战后有关“画”和“中国画”的论述。

　　从明代物品到中国画论述，柯律格的学术研究启示了跨学科思维的广阔视野和深入文本与物品的扎实能力。固然，缺乏艺术史风格分析是柯氏常被质疑的弱点，但也促使他跨出艺术史研究的局限，以客观、多元和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他的研究意识与立论亦显示了他对材料、文献以至于学术理论具有批判性的审视和综合性的把握。这让他能在既有的概念中发现他人所未见的问题，能在材料与物品中找到立足点。他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关注背后，是对非西方文化如何在学术论述中被边缘化以及知识建构现象的反思。近年来，柯律格亦关注现代中国艺术的论述。〔15〕在艺术史领域中现代艺术仍是被二元对立的思维所笼罩，所谓“现代”的必然是“欧美”的。而柯氏在格雷山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的三场讲座预示他开始挑战这种现代艺术的论述。

　　柯律格的学术研究提醒我们要以批判的思维去思考既定的课题，与此同时不断反思“内”“外”知识系统的利弊。如今在欧美，无论博物馆或学术圈都在进行去殖民化，以前柯氏所面对的局面亦有所改变。然而，在英语学界中国艺术仍然处于艺术史研究的边缘位置，而在华语世界艺术史的建构与传播仍是按照欧美的学术系统。艺术史学者的使命并非进行一场美学竞赛，亦不是塑造伟大的民族文化，而是思考艺术史的方法和材料可以如何提供不同的历史叙述，对不同议题提供不同的角度，藉以开启跨学科的对话，让人们更了解艺术在人类历史和当今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近年来，新的材料被大量发掘，各类数据库相继建立，艺术史理论和相关译本蓬勃出版，各院校对艺术史专业的设立亦抱有热忱，想必艺术史及对艺术史的批判与反思也能在中国顺利发展。

柯律格代表著作

1.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Superfluous Things: Social Statu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American ed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1991；American edn. University of HawaiiPress，2004.

2. 《蕴秀之域：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孔涛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6；American ed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日文版于2008年出版）

3.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黄晓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6年二版。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American ed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日文版于2017年出版）

4. 《中国艺术》,刘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Art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雅债》，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石头出版社2009年出版，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American edn. University of HawaiiPress，2004.

6. 《物质文化——在东西二元论之外》，2006年《新史学》第17辑第4期，第195-215页。

7.《大明》，黄小峰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9年6月出版。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American ed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8.《藩屛》,黄晓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

9. 《明代中国：宫廷与接触 1400-1450》，柯律格、霍吉淑、陆於平编，2016年大英博物馆出版。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ed., with Jessica Harrison-Hall and Luk Yu-ping, British Museum Research Publications 205 ，London, 2016) 

10. 《连接的物质文化历史》，2016年《现代亚洲研究》第20期，第61-74页。Connected Material Histories: A response, Modern Asian Studies, 50 (2016), pp. 61-74.

11. 《谁在看中国画》,中文译本将由北京理想国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注释：

〔1〕柯氏发表论文超过一百篇。有关柯律格详尽的出版目录可在此下载https://oxford.academia.edu/CraigClunas.

〔2〕其中如《艺术社会史》（Social Art History），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Nelson）、理查·德希夫（Richard Shiff）编《美术史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200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第465页至477页。《东方古物/远东艺术》（Oriental Antiquities/Far Eastern Art），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摩根·帕金斯（Morgan Perkins）编《艺术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Art），2006年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Oxford: Blackwell）出版，第186页至208页。

〔3〕《东方古物/远东艺术》（Oriental Antiquities/Far Eastern Art）, 《形势：亚洲评论》Position：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2,2（Fall，1994）：318-357。

〔4〕朱尔斯·普劳恩（Jules Prown）《物质中的思想：物质文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ind in Matter: 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温特图尔档案》（Winterthur Portfolio）1982年第17辑第1期，第1页至19页。

〔5〕有关书评刊登于《亚洲艺术》Arts Asiatiques，47 (1992)：145-6；《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4 (1992)：885-7；《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8 (1993)：215-6；《论述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 4，4 (1993)：475-6；《社会史》Social History 18，3 (1993)：393-5；《艺术通报》Art Bulletin 94，2(2012)：307-311等。

〔6〕有关书评刊登于《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December (1996)：1393-5；《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183-4；《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1(1998)：264-9；《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ne (1998)：941-2；《东方经济与社会史学刊》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4(1998)：524-6；《通报》 T’oung Pao，85 (1999)：510-5；《艺术通报》 Art Bulletin 94，2 (June 2012)：307-11 等。

〔7〕当时该书因涉猎多个学术领域而被三间出版社拒绝出版。

〔8〕有关书评刊登于《阿波罗》Appollo，137 (March 1998)：59-60；《亚太研究》Pacific Affairs 72，1 (1999)：92-3；《明史研究》Ming Studies，40 (1999)：117-24；《早期现代史学刊》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3，3 (1999)：291-2；《艺术通报》Art Bulletin 94，2 (June 2012)：307-11等。

〔9〕有关书评刊登于《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2，2 (Fall 2005)：395-7; 《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3 (August 2005)；713-5；《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 65，2 (2005)：373-5；《艺术史》Art History 28，3 (June 2005)：392-4；《明史研究》Ming Studies，54 (2006)：107-114；《艺术通报》Art Bulletin 94，2 (June 2012)：307-311；《故宫文物月刊》，374（2014）：12-24等。

〔10〕石守谦、白谦慎及克拉普（Anne de Coursey Clapp）皆相关的著作包括石守谦《雨余春树与明代中期苏州之送别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6期，第427页至467页；石守谦《书法为礼物：文徵明（1470-1559）的书法与苏州文人文化的形成》（Calligraphy as Gift: Wen Cheng-ming’s (1470-1559) 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Soochow Literati Culture），《中国书法中的文字与脉络》（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刘怡玮等编，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出版，第254页至283页。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嬗变》（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03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2005年台北市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克拉普《唐寅的绘画》（The Painting of T’ang Yin），199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11〕有关书评刊登于《汉学研究》26，3(2008)：307-313；《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4 (June 2008)：459-461；《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3 (2009)：930-32；《通报》T’oung Pao 95，1 (2009)：230-34； 《艺术通报》Art Bulletin 94，2 (June 2012)：308-12等。

〔12〕有关书评刊登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4，2 (2014)：371-8；《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56 (2014)：325-30；《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3，3 (2014)：784-6；《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 156，1336 (2014)：466；《皇家亚洲学会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5，3 (2015)：532-4；《明史研究》Ming Studies，72 (2015)：75-9等。

〔13〕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编《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陈思仁、潘宗亿、洪静宜、萧道中、徐文路译，2002年猫头鹰出版。

〔14〕有关书评刊登于《汉学研究》36，2(2018)：251-7; 《艺术史》Art History 41，5 (2018)：988-92；《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3 (2018)：773-5；《通识》Common Knowledge 24，3 (2018)：444-5；《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3，1 (2018)：27-35 等。

〔15〕柯氏在萨赛克斯大学已开始教授与现代中国艺相关的课程。其相关著作包括《1924年至1925年在法国的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家》Chinese Art and Chinese Artists in France 1924-1925，《亚洲艺术》Arts Asiatiques，44 (1989)：100-6；《阅读一位民国画家的润例》Reading A Painter’s Price List in Republican Shanghai，《研究材料：艺术史笔记》Source：Notes in the History of Art，(Fall 2016)：22-31；《现代中国艺术中的题字政治》The Politics of Inscription in Modern Chinese Art’， 《艺术史》Art History 41，1 (2018)：132-53；《连接的物质文化历史》Connected Material Histories: A response， 《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50 (2016)：61-74等。

陈蓓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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